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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姐敲开医院的门，在那儿大闹起来，说小孩被缆车压了，与派仗有什么关系？医生被二姐那股拼命的气势汹汹吓住了，正在犹豫是不是收下五哥。我一个人奔出医院，没有回家，而是对直朝江边跑。天上乌云腾腾，连雷也未响一个，立即下起雨来。雨把远的山峦拉近，把近的山峦推远。
我沿着江边不知走了多少小时，等我在造船厂找到母亲时，雨已变小，轻轻渺渺地飘洒，阴郁的天色，暗如傍晚。母亲戴着草帽正在和联手从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，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，她扔下扁担就奔了过来。
大姐在我前面走出了好远，我赶了下去。她刚才说的话，我怎么想都不对劲，我得抓住这个机会，不想让她溜掉。
“你性急啥子？”大姐没像上次那么推来推去，爽爽快快地说，“我还没讲到在新社会，我是什么样的身世。”
2
袍哥头子被捕了。1950年，共产党决定用大兵力剿四川的反共游击队。大镇反大肃反延续了好几年。重庆逮捕了所有袍哥头目、各种道会门的头子。城里的几个刑场有一度每天枪毙上百人，毙掉的人大多没人敢去认领，就挖大坑埋了。南岸的刑场在柿子沟，被枪毙的还有历来不管庙外之事的寺庙住持法师，好多老头老太、虔诚的佛门信徒为法师之死暗暗悲泣。但这一带的老百姓，却兴奋得天天茶馆客满，也许是重庆人喜欢吃辣椒，吃出来的好事性格。
“这年头，死个人比死只鸡还容易。”父亲叹着气说。
母亲叫父亲闭嘴。她挺着大肚子，抱着女儿在家里战战兢兢。
有人悄悄给她捎来口信，袍哥头子在监狱里，要她带女儿去监狱看望他。母亲犹豫不决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清晨，母亲双眼红肿，出了家门，她没有带大姐。
母亲大着肚子在监狱门口小房间里，报了名字，登了记，却没能被允许见面。反落了个记录在案，坐在回南岸的过江轮渡上，她气恼万分。
母亲得到口信已晚了好几个月，袍哥头早被绑赴刑场。那天是大镇压，据说，赴刑场的途中死刑犯们在车上暴动，一群死囚跳车亡命沿街奔逃，手提机枪只能就地扫射。
拥挤的船舱里十分闷热，母亲抹去脸上的泪珠，定了定神。她早就不应当为这个男人哭了，可还是没能止住。船舷外汹涌的江水，一浪一浪，摇晃着她的身体。
还是多年前，有一次母亲和袍哥头子在街上坐人力车，遇到敲敲打打长长的队伍，轧断了街口。披麻戴孝的孝子孝孙举着哭丧棒在前头，棺木后面，身穿素衣的人抬着纸糊的轿、马，抬着绸缎制的礼服、官服，薄丝绢挂在灵幡上。奏乐鸣炮，灯彩摇红。
他对正观望出殡发愣的母亲说，别羡慕别人，等你妈百年后，我一定为她大办，请和尚道士做法事，超度亡魂，择吉日吉地下葬，祖坟风水好，后人才会发迹。他摸准了母亲想对乡下的外婆尽孝的心事，这一招很准，她是心领了。
外婆死在重庆，死在母亲家里。乡下大舅二舅砍了竹子，做了滑竿，把病倒的外婆往重庆抬，靠张嘴问路和半乞讨，走走停停，走了四天三夜，好不容易挨到重庆的江北，搭乘船才过了江到南岸。母亲一见他们就哭了，说，为啥子不写信来？我就是借钱也要让你们坐船来！两个舅舅头上按照乡下走亲戚习俗，缠了根洗白净的布，都成灰色了。院子里的人说，是抬来一个死人，头上缠的啥子裹尸布？两个舅舅急着要回去。母亲凑了二十元路费，叫他们坐船。
大舅说不坐船，二妹，你这些钱我们回去能做大事。
母亲送外婆上医院，医生说治不好。母亲去抓草药熬，那段时间我家的房子里全是草药味。外婆脸和身体瘦得只剩下一把，肚子里全是虫，拉下的虫像花电线一样颜色，扁的。外婆按住肚子缩在床上，睡也不是坐也不是。只过了一个冬，小年刚过，大年未过，直到那个寒冷的半夜，外婆一声尖锐的呻吟后，就痛昏死在家里尿罐上。母亲把外婆扶上床，外婆醒过来说的唯一的话，就是要求她把还在乡下挨饿的最小的弟弟弄到重庆来，让他有口饭吃，让他识几个字。看着母亲点头，外婆才咽了气。
1953年外婆死的那天，母亲打来一盆温热的水，用毛巾给外婆擦脸、脖颈和身子，把外婆冰冷的手贴在自己的胸口。外婆穿着母亲手缝的衣鞋停在一块旧木板上，在堂屋紧靠我家房门边。没有人号啕大哭，没有请人来做道场，没有花圈祭幛，也没设灵堂，一盏灯芯草点的菜油灯，一闪一闪照到天亮。外婆被草草埋葬在三块石山坳的野坟堆中。
一年后母亲的小弟弟从忠县乡下拿着地址，一人问路来到重庆。这个十一岁的少年到我家时，穿件老蓝布长衣，一条烂裤，从头到脚又脏又臭。大姐还以为是农村叫花子，叫他滚开。母亲从屋里出来，止住大姐，告诉她：“这是你幺舅。”
幺舅只上了四年学，就私自逃学去挑河沙挣钱。母亲知道时，他已在一家机械厂找到一份临时工，他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好，认为自己拖累了姐姐一家。母亲要他别去厂里当抬工，回学校，读不走，就降一年二年级读。
幺舅不肯，说他得养活自己。
母亲说你不听话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弟弟。
幺舅给母亲跪下，磕了个响头，就住进厂里集体宿舍。
幺舅偶尔也来我家，与母亲话头总转到外婆身上。幺舅说：以为解放了打倒地主，日子会变好些，没想到还是差吃的。妈为节省，只喝井水。
母亲说：妈死了，我后悔没给她留张照片，现在想看妈，都想不起她是啥样儿，只记得妈梳了个髻。
幺舅说：妈和姐姐样子像。妈被哥哥他们抬走时，妈拉着我的手不肯放，我追她追了好几匹山。
母亲说：那阵只想到妈病，盼她病好，哪想到她死？
外婆咽气时也未谅解母亲当年逃婚的事，这也是母亲的心病。母亲一次次梦见外婆到她床前来找她，倒也未提逃婚的事，这是外婆骄傲，不愿提。外婆只是埋怨母亲，说母亲不管她，说她依然饿肚子，孤孤单单，遭人欺。外婆还说她找三姨——她的亲外甥女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母亲也从未找到三姨的坟，三姨1961年饿死后据说是被埋在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山坡上。那时还未兴建大桥，野树野草乱石成堆，没立个碑，就等于消失了。修建大桥时，早被推土机铲得一根白骨也不剩。
母亲是在外婆死了十七年后，梦见她十七年之久，才把外婆的坟打开，用一块白布装殓尸骨，放好在一个小木箱里，让幺舅送回家乡，葬在老房子后山坡外公的坟旁。之后，母亲再也没梦见外婆。家乡来重庆的人说，外婆的坟前一下雨，总生出一片地木耳，黑黑的，在有月亮的夜里去摘，回家不洗就能吃，不沾沙土。
3
未到晚年，母亲的眼睛就总是不干净，每隔一会儿就得用手绢擦，不然，就被绿绿的黏液堵住眼角，又痛又痒。“这是怀孩子时惹上的，”她对我们说，“不管有天大的事发生，在怀孕时，别哭，别像我，落上这种病医都医不好。”
我现在明白了，母亲是指她怀孕时，去探监，路上哭得太伤心。
大姐不太相信母亲敢去监狱探望。在这件事上，大姐对母亲的怀疑或许真有道理，她做女儿的，对这点应当最敏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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