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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别怕，不会喝醉的。”他看着我说。
我把酒盅推了回去，说：“还是你喝吧。”
“你喝一口，就全归我了。”
我于是喝了一口，接着又喝了一口。我觉得脸红了起来，记忆力出奇地好，口才也出奇地好，一个结巴也未打。我说到我出生前家里亲人因饥饿而死，也说到大姐几次大吵大闹离婚。我猜想，她想换个男人来换一种生活。
历史老师接过我的话说，你大姐用耗尽自己生命力的方式，对付一个强大的社会，她改变不了命运。
这个社会，既得利益阶层组成一个统治集团，一个新的特权阶级。我们老百姓只想在公共厕所加一个茅坑，当干部的，不管小官还是大官，他们有自己专用的抽水马桶、浴室、电话、用人、奶妈。饥饿时期哪听说饿死过一个干部？这些人的第一条准则是巩固特权集团的共同利益，并且传给自己的子女；第二条是在这集团中往上爬。这第二条经常与第一条产生矛盾，由此闹出祸及老百姓的政治变乱。
有两个“文革”：第一个“文革”是干部们互整，不被人整倒，也会整别人。既然吃政治这碗饭，就得手拎着脑袋瓜，既然享受特权，就得冒被整的风险。有什么可抱怨的？本来这就是他们选择的。不管是当事者，或是当事者的后代们，现在如何愤恨写文字控诉“文革”，受造反派迫害，都太可笑了。另一个“文革”是老百姓的“文革”，他们借毛主席在党内与刘少奇等人抢权的机会，做了造反派来发泄报复。但是造反派在1969年就挨整，整了十一年，现在干部们还要整胆敢造反的老百姓。
我不眨眼地盯着历史老师，他说得激动起来，手在桌子和胸前画着。第一次听他说这么长的话，好像他也并不在乎我是否听得懂，也不问我是否同意。我感觉他的神情有点可怜，他比我有知识有学问，但也一样苦闷需要人理解。在感情的需求上，我们是对等的。
小酒瓶早见底，酒盅里还留有少许酒，历史老师不时拿着，不时放下，举棋不定。他笑他自己，说他是第一次和除他妻子之外的女性在外面吃饭，平日一个人在家吃饭，就更简单。他的脸，不知是喝了酒发红，还是点出这件事令他害羞。我转移视线，只看进进出出的店主，另外两张桌子坐了人。
小馆子里仍很清静，窗外太阳正徐徐往山下沉，大概只有五六点钟。店主用一把蒲扇在扇凉一锅新做的稀饭，可能七八点时，来吃饭的人会多些。
他第一次提到妻子，一句带过。我听别的老师说过，他妻子在一所小学工作，做办事员，不教书，女儿只有七岁，就在妻子的学校上学。好像都不在南岸，在另一个偏远的郊区。他想告诉我他家里经常没有别人，我知道他的暗示，可我没有接他的茬儿。
“你的眼睛能代你说话。”他说这话时，声音很快，“你藏不住，你的思想，包括你每个小小的念头，你的眼睛都告诉了我。”
对此，我摇了摇头。
你知道吗？我在心里对他说，我唯独藏起了我的孤独，我拒人千里之外，我绝望的需要总想把自己交给一个人。但是我不能让我的眼睛说出这种渴望，我怕它们泄露我的内心，以致我不能与你的眼睛对视。
3
他们兄弟俩：弟弟略高，哥哥略结实，两个人的面貌都略带点忧伤。父亲病亡后，母亲辛辛苦苦把他们带大，他们相差四岁，形影难离。“文革”开始，造反了，他们先是在家操练毛主席语录，用语录辩论。然后他们走出家，都做了造反派的活跃分子、笔杆子，造反派分裂后两个人却莫名其妙地参加了对立的两派。
这样的事，在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算不了什么稀奇。1966年、1967年和1968年，连在家糊布壳剪鞋样的老太婆，都能倒背如流好多段伟大领袖或伟大副统帅的教导，讲出让人哑口无言的革命道理，家里人经常分属几派，拍桌子踢门大吵。
很快就出现军人拉一派打一派的局面，军内各派借“文革”互相清算。“八一五”一派有驻守重庆的五十四军在后面支持。后来派驻重庆的五十三军，支持“反倒底”。人们这才发现这城市有那么多巨型国家军工厂，现在被不同派控制，这城市成为“文革”武斗全国第一战场。各个制高点、交通要道、江上山上高音喇叭日夜狂吼，经常夜里戒严。在1967年上半年开始动刀动棍，7月就真枪真炮地打起来。
那时，两江三岸几乎每家床底下的杂物都被拉出来，床底放上席子。床上不睡人，堆放着棉被，叠放所有的枕头。每家都如此，可防随时从江上和对岸射飞来的子弹和炮弹。许多人家备有杠子、钢钎。抗战时期防备日本飞机空袭，在山坡上挖的防空洞，因为是石洞，保存之好，可能世界第一。后来，70年代为了准备打核战争，又加深加固，再挖凿一批，城市的内脏早就像蜂窝，到处是一个个相连或不相连的洞穴。当时，武斗一发生，离防空洞近的，一条街的人都去防空洞躲藏。每天天未黑尽，不管天有多热，都赶紧闭掉大门，用杠子顶住门，各自把钢钎剪刀菜刀等自卫家伙，备在方便的暗处，早早熄了灯。
谢家湾医学院有一夜武斗，机枪架着射击，坦克也开出来打。谁也没见过那阵势，特别是中学生大学生，慌乱中不择路奔跑，翻墙的人太多，墙随着人倒，压死的人不比打死的少。
8月，武斗进一步白热化。
“八一五”和“反倒底”两派，为长江上的决战做了足够的准备。南岸、城中心、江北要害之处都设有强火力点。货船轮渡都停航，江上冷清空旷得异常。连城中心的中心地带解放碑交电大楼，“反倒底”的“完蛋就完蛋”广播站，九头鸟式高音喇叭也暂时哑了。天空安静得发白，没人在意气温上升闷热。靠江岸住的人们见势不妙，纷纷躲在床底下、防空洞里。
“红配绿，丑得哭，红配紫，一泡屎”、“闰七不闰八，闰八用刀杀”。1967年8月8日，我正是能随口念叨这些谚语的孩子中的一个。我的三哥胆子贼大，那年他十六岁，登陆艇往两江三岸射炮、江上大战时，他一人跑到面对朝天门码头的八号院子嘴嘴，趴在岩石上看个痛快。
父亲弯着身子，贴着房子的墙壁躲避子弹，去逮三哥。父亲急出汗，边走边大声叫：“三娃子！三娃子！”我快五岁了，好奇地悄悄跟在他后面。
嘉陵江汇入长江的地方，船的残骸碎块有的在燃烧，有的冒着浓烟。一艘登陆艇靠近江中的乌龟石，屁股在水中，头还在江面上，正在下沉。另一艘登陆艇往下游那头开得快没影了。
八号院子嘴嘴没三哥的影，父亲往江边的石阶走，一回头看见我，一只手指着家的方向吼道：“回去，快些给我滚回去！”
父亲的样子真凶，我愣了一下，就没命地往家里跑。
三哥说一看到登陆艇下沉，他就奔下长长的石阶到江边，潜入水里，捞到一个摸起来不错的东西，游上岸来一看，只是一个塑料长筒，装着十多个羽毛球。原来被打沉的艇上，是些好体育的学生。父亲冒着弹雨把三哥抓回家，往床底下一塞，他还在得意地整理羽毛球。
“反倒底”从下游军工厂开上来的登陆艇，从嘉陵江杀出“八一五”的炮艇和一艘小火轮，在江上对战。两艘军艇，四周都是用装甲车的钢板焊封的掩体，仅留枪炮眼。“八一五”大部分是学生，也有工人，装备也不错，但显然不是“反倒底”登陆艇中转业海军的对手。“八一五”的炮艇被打了十二个炮眼，主机被击中，来不及掉头逃走，就进水朝下沉。
历史老师亲眼看见他们这一派射出的一颗炮弹，击中对方的小火轮，“轰”的一声爆炸开来。
他最初也不能确信弟弟在小火轮上，据“八一五”里的人讲，弟弟这种“秀才”，本来在岸上“后方”，是他自己跳到了小火轮上的。处理打捞尸体时，只发现了弟弟的透明边框深度近视眼镜，那副眼镜，以及一堆江中捞上来的不知何人的断肢，一起埋在沙坪公园红卫兵烈士墓区里。当年，这个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城市，有不下二十处比较集中的武斗死难者墓区，专门葬着一批又一批誓死保卫伟大领袖的人，至今只留存沙坪公园一处，某些墓碑上有的有姓名，大部分连姓名也没有，当时墓都做得很堂皇，刻有毛泽东书法大潇大洒的诗词和语录。“文革”中期派别被解散后，就无人看管，碑石七歪八倒，长满荒草，成了一大片乱坟。
他的母亲听到噩讯，正在家里编织绒线衣，钢针插进手心，一声未叫得出来，中风死去。
他退出派仗，回到家里，家里已被弟弟那一派来抄砸过。
“8月8号，打枪打炮”，成了这城市一个新的谚语，表示不吉利。时隔十三年，有人将自己的亲属从沙坪公园红卫兵烈士墓区挖出，重新安置时，吓得魂飞魄散：“是冤鬼哪！冤鬼！”尸体只剩骨头，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奇怪的是头颅骨全变成了绿色。有人说是由于射进脑袋的铜子弹，随着脑子烂成水，染得满颅骨铜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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