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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章 (第3/3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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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父亲就这么死啦?”我拉着大姐的手,这个男人,与我没有太大相干,却让我心里一阵难过。我与大姐握在一起的手,从来没这么紧。

不料过了一会儿,大姐猛地蹦出一句叫我莫名其妙的话:“他就那样死,就好了。”

她挑了块石头坐下,背对着江面,不待我问,就说起来。

那是一个星期天,许久没有走船的父亲的消息,母亲抱着三岁的三哥,带着大姐过江去轮船公司打听。走到朝天门,母亲换了下手,把三哥抱在右手边。港口旁的一大坡人和车相混的马路,不下雨也陡而滑。心事重重的母亲没注意一辆板车急滑而下,等她发现,板车已近在咫尺,她抱紧三哥往路沿一让,朝吓呆的大姐喊:“跑开呀!快点跑开!”她闭上眼睛,大姐不被撞死,也会被撞个大伤。那板车翻掉,拉板车的男人不死也会受重伤。但板车奇迹般刹住了,双方都吓了个半死,一张口,却都愣住了。

是袍哥头的舅爷,他直呼母亲的姓名,连连叫道:“是你啊,你们母女俩让我找得好苦!”他双鬓已开始发白,袖子和裤腿挽着,穿着一双沾满泥灰的胶鞋。

这个场面很戏剧性,但大姐的生平多一分少一分巧合已无关要旨。总之,母亲知道了袍哥头并未死,未处决他,他陪了杀场,吓了个屁滚尿流,答应交代。他全招了,吐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关系。一边交代着,一边就痛恨起国民党来了,他那么拼了性命,也不过是一个被玩于股掌的小卒。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命运:小卒就是被弃在前沿的,当牺牲品给收拾掉。为啥子不吐,吐个痛快?

他待在牢里,一点也没内疚。由于他的坦白,受他牵连的人全部抓获,他以为自己会被许诺的那样,放出来。没过多久,他就明白自己上当了,不仅未放他,而且还要他继续交代。

“我已交代完了。”他掏心捶肺地说。

“没有,你还得老老实实全部招出来。”

他听到这话还是不明白,他的确不明白共产党的政策。

他先被关在紧靠着白公馆的一幢房子里。白公馆和渣滓洞,是国民党关押党内反对派人士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两所监牢,1943年建立的收集情报培训特工的中美合作所就设在那儿。解放后这地方被共产党作为活教材:这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!这是国民党蒋匪帮屠杀我们烈士的铁证!每年的“11·27”死难日,烈士墓前都有成群结队的少先队员,为他们胸前的鲜艳的红领巾头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握紧拳头,誓言铮铮。这地方的烈士名单经常改变,“文化大革命”翻出不少烈士原来是叛徒,民主党派的人不算烈士。后来又说没有叛徒,全是烈士,审查死人比活人还难。取材于此的革命小说《红岩》的作者,最大的英雄,“文革”中被说是叛徒,他跳楼自杀,头颅着地,当即死亡。砸在地面上的一只眼睛紧闭,另外半边脸上的一只眼睛撑大了一倍,几乎蹦出眼眶,是我从小看到的死人照片中最恐惧的一张。

袍哥头一到这地方,肯定也明白了,历史最乐于开玩笑,监狱总是轮流坐。白天被枪逼着去挖煤干苦力,只有夜里才想到命运颠来倒去。他不能容忍自己当初的招供,既不符合袍哥的江湖规矩,也不符合他做人的准则,他一开始后悔,就明白一切都晚了。

4

但是母亲不可能再去探过袍哥头子,因为很快他就被移到南岸的孙家花园——关押重犯的省二监狱。

在朝天门碰见舅爷,使母亲和久未有联系的舅爷家有了往来,灾荒年快结束时,母亲才让大姐去认舅爷一家,当时她在卫校读书。袍哥头后来娶了那个姑娘,生了一女一儿,和袍哥头的弟弟一家在1949年前到重庆。大姐管那女人叫二妈,管袍哥头的弟弟叫力光幺爸。他们住的吊脚楼烂朽,从楼板的漏缝中能看见轻缓流动着的嘉陵江。

大姐说,那家人日子过得也很难,为了生存,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就只得跟社会上那种女人一样,跟不认识的男人睡觉。

我说,当妓女。

“不准说这个词!”大姐声音大得吼了起来。

“一直这样?”我问。

大姐说,当然是那些年,现在她不知道。那个妹妹也不愿见她,可能怕她看不起,那家人和她也没了往来。

大姐的生父作为一个没骨头的好汉,苟延残喘活了下来。但没有多久,1960年,由于他交代好,被押回老家安岳劳改农场,本想可以在那儿熬到自由的日子,却不行了。没吃的,农场里犯人的伙食只能喂石头人,这年10月下旬他得了水肿病,终于支撑不住,再也不能干活,就倒下了。

天冷地冻,不干活就没吃的,连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,他最后咽气时双手全是血,抓剜土墙,嘴里也是墙土,眼睛大睁着,才三十六岁。没人收尸,丢在大坟坑里了。死了好久之后,从那儿逃灾荒出来的好心人,路经重庆才把这噩耗转告。

同一年,在母亲的家乡忠县关口寨,附近能吃的观音土都被挖净,吃在肚子里,都发胀了,解不出大便,死时肚子像大皮球一样。大舅妈是村子里头一个饿死的,大表哥从读书的煤校赶回去吊孝。到忠县前的丰都县,饥饿的惨状便不忍目睹,插着稻草卖儿卖女的,举家奔逃的,路边饿死的人连张破草席也没搭一块,有的人饿得连自己的娃儿死了都煮来吃。过路人对他说,小同志,别往下走了,你有钱有粮票都买不到吃的。

他这个孝子回学校后一字未提母亲是饿死的,一字不提乡下饥饿的惨状,还写了入党申请书,赞颂党的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。他急切要求进步,想毕业后不回到农村。家里人饿死,再埋怨也救不活。只有顺着这政权的阶梯往上爬,才可有出头之日,干部说谎导致饥荒,饥荒年代依然要说谎,才能当干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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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往下探究,越更深沉无底。饥饿与我结下的是怎样一种缘由?在我将要出生的前几年,外婆、三姨、三姨夫、大舅妈、母亲的第一个丈夫,和我有血缘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在一个个消失,而我竟然活了下来,生了下来,靠了什么?

我沉默了,脑子里反反复复全是一个个问号。

50年代这条街的人和其他街上的人一样,听毛主席的话,由着性子生小孩,想戴大红花,当光荣妈妈。有的女人一年一胎,有的女人生双胞胎。相比之下,母亲的生育能力就算不上什么了。到1958年,家里添了四姐、五哥。在四姐前一个哥哥生下来就停止了心跳,打了引产针,好不容易死婴才下来。母亲大出血,人昏迷不醒,但她还是醒了过来,这是1954年春天的事。

“你这狠心肠的妈,差三天就该生了,去江边洗衣服做啥?你把儿子闷死在肚子里,害死了他。”护士对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埋怨道。

母亲脸上出现了浅浅的笑容,轻声细语地说:“死一个,少一个,好一个。”

护士不解地走开了,这么无情义的母亲,恐怕她是头回碰到。

母亲无可奈何的自嘲,或许达到了自我安慰的目的,在她第一次和男人会面时,她早就看清自己的命运,她的孩子们的命运。不出生,便可避免出生后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磨难。母亲这样的想法,当然有她的道理。大生育导致人口大膨胀,不仅我是多余的,哥哥姐姐也是多余的,全国大部分人全是多余的,死再大一批也无所谓。

大姐说来说去绕不过大饥荒年代,该我出生的时候了。那一年大姐已是十六岁的姑娘,性情不安躁动,那一年她明白了她的身世,对母亲更是恨上加恨。大姐说到这儿时,我的心也急促地跳动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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