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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下了阁楼，她俩早就走掉。吃中饭时，父亲让我和五哥不要等母亲，一早母亲就去城中心二姐家，帮二姐照看生病的小孩。父亲说，母亲肯定要在二姐那儿吃了晚饭才回来，今天我们三个人吃饭。
父亲很忧心忡忡，背弯着。他叫五哥去找渔竿渔网，说看能不能补好。
五哥说，渔竿渔网早被三哥拿走了。
父亲听了，皱了皱眉头，在烟杆里装了一支新裹的叶子烟，没点上火，就慢慢朝院门口走去。父亲没说去哪里，我也没问，他可能去江边，也可能去别的地方。这个家现在每个人都偷偷做自己的事。
3
突然的转折，出现在我背着书包朝学校走的路上。本来应该出现的，早晚会出现的，如果不是我下定决心对直撞过去，可能还会延续一些日子。
穿过马路，学校大门没有什么人，较平时相比，很安静。因此，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跟着我的男人，站在校门旁边二十来步远的墙下。不错，正是那个人，他一见我，就闪进墙旁的小路，那么迅速，慌里慌张。
那天学校是否上学，我不清楚。那时我脑中除了想再见到历史老师，根本没想别的。甚至忘了盘桓在我心里的问题，关于身世的疑惑和谜团，在那一两天都暂时闪开了。但在这一刻，又冒了出来。这几天，我生活中发生的事——大姐讲的家史，我的第一次爱，使我不愿再做一个被动等待命运的人。
这次，我依然没看清那个跟着我的男人是谁？他的长相只是在那一刹那间曝光在我的头脑，我能从一群乔装打扮的人中一眼认出他，但要让我具体描绘他的模样，在此刻，我什么也说不出。突然我明白了大姐的暗示，我不必去追那个人，我转头往家里走。
天空很红，朝霞时日落时，天空就这样，房屋和远远近近的山峦都比平日鲜亮。我走在其中，目光缥缈，感觉这是个光彩满溢的时刻。
我跨进六号院子的大门，母亲坐在堂屋我家门口，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，没摇动，只是拿着，坐得那么安详，就像等着我似的。
4
我不看母亲一眼，故意大摇大摆从她面前走过，该她求我了。
从屋顶滚过一声闷雷，以为会闪电，跟着会下雨，结果没有。我坐在家里那张木桌前，没拉亮电灯。从窄小的窗子投进屋来的光线，在墙上洒出一道彩虹。墙上挂钟在耐着性子走，一分一秒，都恪恪守守。
母亲不可能坐在屋外一辈子，果然，她推开虚掩的房门进来，坐在架子床档头。我对她说：“是你下了禁令不许家里人告诉我，现在你得告诉我。”
母亲从未这么面对我，她和我相处时，不是在发火，就是在做事，要不，就是累得倒在床上，连眼睛都懒得睁开。长这么大，我是第一次没有别人打搅与她说话，我觉得自己的舌头打结，吐词不清，喉咙特别干渴，想喝水。
“还是那个男的，跟着我。”我狠狠地说。
“不要怕。”母亲平平淡淡地说，完全不像上次那么激动。
“我不是怕，”我说，“我是恨，恨一切，包括你。我无法再忍受。”
母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她说她知道，“谁也不会在妈的眼皮子底下真正地伤害你，那个人更不可能伤害你。”
我说：“你这话说得太晚了，早说好些年，我都会相信你。我一直就像一个无娘儿一样长大，现在，我怎么相信你？”
母亲站了起来，随即又坐了下去，“听我说，六六。”
挨饿的滋味，挨过饿的人都不会忘，母亲说只有我不会记得，因为我是在她的肚子里挨的饿。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几年，饿得成天慌得六神无主，有时干脆两眼一抹黑，跳过晚饭饿着，睡过这夜，第二天再想办法骗肚子。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，以前节省下来的粮票等于废纸，她急得满眼金星乱飞。
这时，来了份电报，父亲的眼睛出现问题，出了工伤事故：他饿得头晕眼花，从船上跌下江去，头摔破了，货船把他扔在三百里外泸州的一个医院。母亲带着四姐乘去上水的船，到泸州看父亲。看见父亲瘦成那样，母亲都不忍心告诉他三姨的死，更没提家乡忠县农村大舅妈饿死的事，也不想告诉他三哥差点被江里的旋涡吞没，幸亏一个船夫把三哥救上了岸。孩子们为了弄到一点可吃的，就差没去街上偷。
母亲背过身去抹泪。父亲把四姐拉到病床边，问四姐想吃什么？四姐说想吃肉想吃鸡蛋，想吃苹果、麻花、棒棒糖。
父亲拿出被扣掉工资仅剩零头的钱，让母亲带四姐上泸州街上去。
四姐拿着一个烧饼，刚咬了一口，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抢过去。老太婆没往嘴里扔，而是从领口塞进自己薄薄的衣服里，然后双臂紧抱头低着，似乎准备好，打死也不会还出烧饼。天气冷，刮着风，老太婆龟缩着，眼睛不时朝四姐乜斜，脸和脖颈的皱纹垂叠在衣领上，像一圈圈绳子套着。老太婆一定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想弄回家去给孩子。抢饼的凶猛还在其次，这副等着挨刀也不松手的样子，把四姐吓傻了，大哭起来。
母亲跨过街，牵着四姐就走了。
她只能把父亲留在泸州的医院里，回到重庆。五张嘴要吃饭，母亲照旧出外做临时工。有一天母亲给织布厂抬河沙，遇到街上的邻居王眼镜，一个胖胖的女人在管称秤。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王眼镜刁难母亲，说要一百公斤才能称秤。母亲饿得没力气，让大姐三哥两个担一些，快到称秤处才把他们的河沙倒在自己的筐里，使劲压，她的脚踝骨受不住，一下扭崴了脚脖子，她忍着痛把一担沙挑到秤上，一称九十八公斤。
王眼镜说母亲不能做这份工作，不仅一分钱不给，还收掉母亲的工作许可证。母亲低声下气：我们一不抢，二不盗，靠力气养家糊口，求你让我在这儿继续抬。王眼镜没有答话，而是弯下身去把母亲箩筐里的沙子倒在地上，用脚猛踢狠踩箩筐。
紧挨街边有家塑料厂。听见街上异常的喧闹声，有个管账的青年走出来，正好看到母亲被欺负，在一旁说了几句话，想调解。王眼镜认识他，冲着他嚷：小孙，别包庇反动分子家属！那青年不再跟她辩理，只是把受伤的母亲扶回家，母亲脚踝肿起来，进门就倒了。
他比母亲小十岁，母亲当时三十四岁，他才二十四岁，没有成家。他继父是城中心一个小业主，有两间小作坊，做牛骨塑料梳子，解放后公私合营，一丁点的资产合并到南岸一家塑料日用品厂，继父拿的“定息”，和工人的工资差不了多少，却还算作一个“资本家”。他中学一毕业就到工厂“实习”，地位不清不白，介于资方代理人和小职员之间。他安排临时工搬运组每天的工作，定时向管临时工的干部汇报。流汗当然比工人少，工作却勤勤恳恳。他找来伤湿止痛膏，给母亲贴到脚踝上，帮她料理一下家务和孩子。
母亲脚好后，就到小孙所在的塑料厂做搬运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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