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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只能在大姐身上，找寻那个她叫作生父的男人的形象。他不像一般重庆男人那么矮小，瘦弱，他喜欢穿长衫，戴帽子，是个风流情种，偶尔吃点小醋。朋友义气重，可以有难同当，有福共享。这么一个和母亲有紧密联系的人，一个我从未看见过的人，无论多么真实，对我而言，也只是影子一个。
他曾被派去江北的兵工厂，捕捉在那儿半公开制造炸药的共产党，却一身是血败逃回家，母亲被吓坏了。为此，在袍哥中他没有得到提升，在家中发酒疯，砸坏结婚时客人送的所有的匾，用脚踩，狠抓自己的头发，母亲才明白这男人日子并不一味轻松。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，街上巡警和便衣增多，半夜也会听到敲门声，清查共产党。他常常不在家，突然回家，也会突然就走掉。这样的日子，恐怕母亲离开时也没有多少留恋。
大姐说，这个男人走到哪里身上都不必带钱，到哪里只要发一声话，就有小喽啰、小流氓跑前跑后，将钱递上。
“流氓头子罢了，这有啥子值得说的？”我不以为然地说，“幸亏妈妈抱你出走，否则，解放了，你还会有好日子过？”我想杀杀大姐的傲气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她为什么老抱怨这个家穷。
“你说得有点道理，”大姐清清嗓子说，“哪条道，我都不会有好日子过。”
共产党占领重庆前不久，一场大火在重庆上空腾起。火蔓延着，顺着夏季的江风沿山坡往上卷。临时板棚，吹到热风就着火。泊在河滩渡口的木船趸船也燃烧起来，平民百姓在火焰中奔逃。
母亲抱着未满周岁的二姐，牵着三岁的大姐，尽量躲避着尚在冒余烟的房屋，沿江岸寻找父亲的船。到处都是烧伤呻吟的人，狂奔乱逃的人，不相识的人蓬头垢面、衣衫不整地聚在一起哭着。还有人在拾没烧坏的碗勺，也有人用木桶往已经烧得焦黑的柱梁上泼水。大人寻找孩子，孩子寻找大人，还有人飞跑过街狂呼亲人的名字。
有个孕妇在翻找尸体，认自己的亲人。小孩烧死最多，身体缩成一小块炭。一个老头坐在石梯上，脸上黑乎乎的，傻掉了，他让三岁的孙子坐在木箱上，等他回去从火里抢东西，回来时箱子和孙子都不在了。
火熄之后，一船又一船运载江里江边的死人，往下游江滩的大坑堆埋。朝天门码头中心一个大空坝，却在烧街上的尸体，架着柴泼着油烧，穿黑制服的警察站在一旁。死人的气味跟着滚滚浓烟，罩住了整座城市。
母亲听到重庆饭店那头传来枪声，说是抓到了放火的人，毙掉了。是否真如街上传言，是国民党的消防队在水里掺了汽油，使火越燃越旺？还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放的火，以增添老百姓对旧统治者彻底绝望？
谁去弄清楚？这是个兵荒马乱、每天要死上千上万人的日子，重庆大火不过只是小灾小难。
这场罕见的大火发生于1949年9月2日，它熄灭之后两个月，即1949年11月下旬，这座山城终于落入共产党军队合围之中，长江上船员大都弃船溜跑了，都知道在重庆这水道枢纽打仗时，船最惹祸。
父亲舍不得船，哪怕是老板的船。十几个国民党士兵把一个个封得严密的军火木箱运上船。父亲在刺刀下被迫驾驶船，他只得用棉被裹住全身，仅露出眼睛和手。船上溯长江，从第一声枪炮响起，父亲就用他对航道水势熟悉的全部知识，大拐“之”字行进，躲避船外两岸飞来的炮弹。押船的一个军官大腿被子弹击中，倒在驾驶室昏了过去。受伤的士兵惨叫着，血溅到玻璃上，跳入江，有的士兵跌趴在船舷后。父亲的棉被上，血在一摊一摊漫开，船上的军火随时都可能爆炸，但是父亲却奇迹般地冲到了目的地。
当官的掏出两块大洋赏给父亲，算是租船的钱。然后，用手枪指着父亲说：“我们要沉船！”他跳到岸上，给士兵下任务。
父亲的胆子已掉光了，但是他把船开来本是为了救船。他当没听见一样，便将船掉头往回开。在船离朝天门两里路远时，炮火过于猛烈。他怕船被打沉，便将船开向黄沙溪的河滩搁浅，想保住船。
那天，这个古怪多劫的城市已经很寒冷了，人们皆在抢购粮食或逃离战区。母亲又有了身孕，在通向江北桂花街的石阶上，她拎着一麻袋干胡豆，抱着二姐，让三岁的大姐自己走。江面炮火不断，风把树刮得弯到地面，把硝烟刮进深蓝色的雾中。母亲跨进房门，血从她的身体里流出，顺着大腿冰凉地滴。
她小产了。房东太太从门口路过，说掉出的肉团若是一个瓣儿，就是一个儿子没了，若是有两个瓣儿，就是个女儿。她边说边用涮马桶的竹棍去戳看，连连叫道：“是儿娃子，是个儿娃子呀！”
听着房东太太离去的脚步声，躺在床上的母亲绝望了，她认定父亲肯定死在运军火的途中，尸体随着船的残骸在长江里漂走。
可是父亲从炮弹乱飞的江上回来了，脸被烟火熏抹得只剩两个眼珠子在动，吓得两个女儿哭了起来。母亲一把紧紧抱住从死神那儿挣脱掉的父亲。
三天后，要父亲去运军火的部队，被包围重庆的解放军部队歼灭，被捕的军官说出了那艘船，他对那个不怕死的年轻船长印象太深，但忘了说那两块大洋。
清算的镇反、肃反运动，父亲交代不清，运军火的事，他写的检查详详细细，也忘了交代那两块大洋。父亲得救于他的一技之长，凭着他对长江航运的了解和熟悉，被共产党新政权留用了。长江上游金沙江一段，水流急，暗礁多，航标灯少，稍不留心，就会船翻人亡。父亲被派去，算是对他优待处置。夜航加班次数太多，加班费不值几文，他的眼睛开始坏了。
我很小时知道家里箱底有两块大洋。父母低低的声音争执得很厉害，不像院子里其他两口子吵架那样呼天喊地，凶煞恶气，他们的声音畏畏缩缩。那时我人太小，缩在黯淡的墙根就跟不存在一样。
“把大洋拿到银行兑换了，再借些钱，找个好医院，治你的眼睛。”母亲说。
“算了，已经这样了，治不好。”父亲叹息道，“再说，去兑换，不就不打自招了吗？”当时我不明白他们怕“招”的是什么，现在才觉得他们的小心不无道理。
8
大姐打了几个大呵欠，望望山腰，稀少的几盏路灯在那一片黑漆中特别亮。她说回去睡觉吧。
怎么这就完了？我问：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哪来的梅毒？
那还不明白，大姐说，袍哥头从来没有戒过嫖妓，他传染给母亲，母亲传染给父亲。
我说，这中间隔了好多年啊，什么时候发现的呢？父亲结婚前就知道吗？难道爸爸的眼睛不是开夜航累坏的？
“早治好了。哎呀你真烦！”大姐嚷道。
她也许并非不愿意说个仔细，而是认为不值得，还对此有股不轻的怨恨。这是完完全全的中国贫穷市民生活，绝对无法浪漫化的怪物。我们这一带肮脏潮湿长着苔藓的墙上，“包治性病，药到病除”招贴处处可见：
尖锐湿疣 龟头烂痛
滴虫阴痒 菜花肉芽
尿口红肿 阴道流脓
这类广告的读法我始终弄不清楚，上下左右前后怎么念，都是一堆乱糟糟的恐怖符号，老在指向最令人恐怖和羞耻的一些东西，在阳光最亮、即使社会最革命化、号称全世界唯一无性病之国时，这些广告也没有完全消失，80年代初又是贴得满街满巷。我从来不敢看个明白，也从不知道谁在医治，谁在求医。大姐一打住，我也被自己吓得没有追问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