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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年前，我刚丢掉了一家报社的工作。从学校毕业，我就在那里当记者，做得相当尽职，但就是这份敬业精神让我惹上了麻烦。具体经过我懒得说了。回想起来，像我这样的性格的女人，恐怕早晚得卷铺盖。应当说，我没有早被开除，还要感谢报社领导的容忍大度。
不过被婉辞当日，我几乎像被雷击了，我个人的生活也陷入了绝境。一下子成为社会弃儿：无工作，无工资，无宿舍，无朋友。付不起房租，马上就会无家可归。
我不去整理自己简单的行李，躺倒在床上，灭了灯，离开了争闹的世界，索性仰头大睡。我没有想到，那夜，在我的生命标出了一个转折。
大汗淋淋醒来天已亮，摸摸临窗的小书桌，有点潮，晨雾露气染的。不过照镜，我的脸色红润。看相人都说我八字大，不必避邪，不过邪也不避我。
“绕不过去的！”梦中的这女子，神情奇怪地朝我眨了眨眼睛，“不如四周看看，找到了就抓住。”
我打开窗。早晨和夜一样寂静。窗外是墙，但伸出头就可看到一个拐角，后面是一幢洋房，墙上爬满深红色的玫瑰，奇香诱人。我从来没有注意，自己住的地方周围是什么。现在一看，好像还有点名堂。
我站在路边，看墙内的空荡荡的操场。向看门老头打听这地方，说这是一所职业学校，暑假就空了。我问这地方以前是不是一所戏剧学校？看门老头很惊奇地看着我，说真是的，很少有人记得，七十年前，有个剧界名伶买下来，建了上海第一个戏剧学校。每天一早这阵子，那些漂亮男孩女孩就在这儿练唱练舞，一口气翻十个筋斗。
我追问下去：“一个女伶哪来这么大笔钱？”
看门人摸摸脑后勺说，他也弄不清楚。他突然对我说，“你要运气好，你遇上刘骥先生。这儿的什么事他都一清二楚。他就住在附近，有时走过来散步。”
“真的？！”我眼睛一亮，中国人当然知道剧作家刘骥，如同西方人知道莎士比亚一样。
于是，我不得不振作起来。每天晨跑晚跑，有事无事，都上这个操场来一圈，这天终于看见操场上有一个男人，一头银发飘洒，他穿着质地很好的中式褂子，布鞋。虽然拄着手杖，却依然风度翩翩，消瘦但不衰弱。
我向他走过去，他这样的大名人，我当然认得出。刘骥先生日后提起过这一天，说我跑到他跟前的第一句话就把他吓了一跳：“刘骥先生，我看到你每次在这里散步，就想起谁。”
“谁——？”
“她——！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她告诉我的。”
其实当时我说的“她”，是梦中见到的女人。
刘骥先生笑了，他伸出手说，“小姑娘——”其实我早就不是小姑娘，但对满头白发的人而言，充充小姑娘也不错。“小姑娘，我们有缘。”
他住在不远的富民路，早就不上班了，像他这样等级的大师，少有的国宝，没有退休一说。我有幸结识这么一个半神式人物，自认为是莫大的缘分。
我这才下决心，住定下来，找个工作。有家流行杂志，编辑部正好在沪西，同意雇佣我一年，年终看“业绩”，决定合同续不续签。这家杂志只管赚钱，生存起来单纯一些。我从网上找到就近一幢老房子的亭子间，租金便宜，就搬过去了。
我第二次见刘骥先生是在他家里。相处熟了，才发现刘骥先生完全不像老人，虽然行走不便，却是耳聪目明，谈笑风生。他旁边有个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女人陪着，表情冷漠地听我们说话。我以为是他的孙女，结果是他红颜永驻的夫人。她眼睛始终没有正眼看我，我和她只有几句客套的寒暄。
开始时，我怀疑刘骥先生有意收下我这个文学女弟子，只是风流脾性不改。我心里恼多于喜。日子一长，我也被这个老人开化了，觉得人生难得真性情。
很少听到他谈学问，尽听他谈文坛往事，流言蜚语，而且男女关系上的传闻还特别多。如果我把当时每天回家记的笔记整理出一部分发表，定能让现代文学史教授吓一跳：他们崇仰的那些革命文学大人物，原来做过比今日文学青年更荒唐的事。
《新良友》周刊编辑部是一幢旧洋房，走廊和办公室挂满了二三十年代上海刊物的封面复制品。这家满是图片的仕女杂志虽然对不上我的口味，但也知道全国报摊都把它放在打头。要迫使我自己不会认真起来，在这里混饭吃是最好的。
那天主编走进编辑室，说《新良友》最大的遗憾，是一直未能采访到上海小资女作家第一块牌子丹仪，问谁有办法。编辑室当时只有三个人，都朝我看，因为那两个人已经吃过闭门羹，只有我去撞撞大运。
我勉强说，“我只能试试看。”
主编表示，若能采访成，稿酬从优。
主编走后，几个同事说，他们碰钉子绝非偶然，下面是一大套女人经：
“我看丹仪脸上全部是做过的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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