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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，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。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，父母只带着两个女孩。毛泽东在50年代鼓励生育，人多热气高，好办事，而且不怕打核战争，炸死一大半人，中国正可称雄全世界。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，80年代迈入了十亿。
从我生下，我们一家成了八口，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。以前，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，现在“文革”结束了，知青返城，开始长住家中。到1980年这两间板房快挤破开了，像个猪圈，简直没站脚的地方。这年夏天的拥挤，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。
几天前母亲对我说，大姐来信了，就这两天回来。
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，因为最早，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。她离过三次婚，有三个孩子，最大的比我小六岁。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，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。“天棒！”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，“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？”大姐一回来，待不了几天，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，拍桌子互相骂，骂的话，听得我一头雾水。直到把母亲闹哭，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。
但不知为什么，大姐不在，母亲就会念叨。一听见大姐要回来，母亲就坐立不安，时时刻刻盼望。我总有个感觉，这个家里，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、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的肚里事。
这年夏天，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，恐怕那些事与我有点关系。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，是大姐。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，在盼大姐回来。
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。她怀过八个孩子，死了两个，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，我是幺女，第六。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，不是因为我最小。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，从不宠爱，绝不纵容，管束极紧，关照却特别周到，好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来串门，出了差错不好交代。
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，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。他平时沉默寡言，对我就更难得说话。沉默是威胁：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，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帖的皮肉。对哥姐们，母亲一味迁就纵容，父亲一味发威。对我，父亲却不动怒，也不指责。
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，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。
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，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。
4
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，坐在一张矮木凳上，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。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，凳面有个小方块，嵌镶着四块瓷砖，中心是朵红花。这样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。他熟练地裹烟。堂屋里光线暗淡，但他不需看见。他眉毛不黑，但很长，脸上骨骼突出，眼神发亮，视力却差到极点，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很少笑，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，也从未见他掉过泪。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，一定累积了无数人生经历。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，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。
我放学回家，见房门紧闩，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。
“是你妈回来了，”父亲说，极浓的浙江口音，“饿了没有？”他掉过头来问。
我说，“没有。”
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。
父亲说，“饿了的话，先吃点填肚子。”
“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。”我说。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，我突然不安起来。
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，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，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。四人抬的氧气瓶，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。她抢着做这事，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。被救上岸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我还能抬。”
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，而是怕失去工作，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。她抬河沙，挑瓦和水泥。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，母亲赶去了。那时还没我，正是大饥荒开始时，母亲饿得瘦骨嶙峋。耐火砖又厚又重，担子两头各四块，从江边挑到山上，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。一天干下来，工钱不到两元。另外两个女工，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，又累又饿，再也迈不开步，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。被人看见告发了，当即被开除。
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，失去了打临时工的证明，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。
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，对母亲说：有个运输班班，都是些管制分子，你怕不怕？母亲赶紧说不怕。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“群众监管”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，没人肯去干的活，才轮到这批人去干。
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，下体力活，汗流浃背，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，迈着一样的步子，抬筑地基的条石，修船的大钢板。她又一次落到江里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，人工呼吸急救，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。
做了十多年苦力后，心脏病，贫血转高血压，风湿关节炎，腰伤，一身都是病。在我上初中时，才换了工种，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。算是轻活，烧全天。半夜里把煤火封好，凌晨四点把火启开，捅煤灰，添新煤旺炉火，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。
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，周末才回家。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。哪怕我讨好她，给她端去洗脸水，她也没好声好气。
卷起她的衣服擦背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，像骆驼背，两头高，中间低，正好稳当放杠子，是杠子的肉垫。擦到正面，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，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。等不到我重新拧干一把毛巾，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。她的右手垂落在床档头，双腿不雅观地张开。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，跟猪一样，还流口水。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，厌恶地把脸掉转到一边去。
母亲在外工作，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，到晚上天黑，他眼睛看不见，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。我生下后全是父亲把我带大。
星期六，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，全家肉票加起来，割半斤肉。做成香喷喷的一碗，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。母亲还不领情，挥挥筷子，绕过肉不吃。父亲有次火了，拍桌子，搁了碗筷。他们两人你来我去，然后把我们轰出门，关门吵架，争得越来越激烈，声音却明显放低，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。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，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。
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，不管是上街还是走亲戚。母亲岁数越大，脾气越变越怪，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。粗话，下流话，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，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，我从小听惯了。但这是我的母亲，她一说粗话脏字，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。
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：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，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；她关门砰的一声，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；她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，这些我都受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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